不是真的要令民众朝夕间破产？何况郑国的野人并不像鲁国那样是在国人政务地位急剧下降的状态下由三桓主导、逐渐纳入国人编制内生活的，此时的郑国国泰民安，除却每年的高额贡赋外真的没什么好忧患的，国人怎么肯轻易把高贵的编制分享给各城邑外围边远地区居住着的野人呢？仅在划分井田之后纳入公有制农业生产序列、缴纳些高额军赋就想当国人，也太便宜野人了！至于野人地力较差的事实与痛苦并不在国人们的体恤范围内，须知不分阶级地讲，绝大多数人的认知水平只有‘适当地共富贵、离散在患难际会’的本能利己行为，并不存在过度高尚的想法。

　　所以子产不仅要以国防为理由争取将距离各城邑较近地区、贵族阶层夺取自野人领地的私田纳入到国家正税正赋的名目中，尽量减少现有私田规模，又要通过承认野人政务地位与收容转化为国人的方式，遏制贵族阶层使用武力驱除野人到更偏僻地域生活的做法，减少贵族占有野人田产、增加私田规模的不合理做法，限制贵族阶层财力过度膨胀，与子产同时倡导的诫奢侈、行简朴生活风尚相结合，避免社会中头面人物对民众产生不良风气的诱惑，致使国民道德腐化堕落，降低国民凝聚力——这点背后则更要关联郑国商贾乐居的擅长招商引资之道结合来看，这些在郑国安定环境下由国廷整体认可的励商风气，却并不欢迎商人过高标价商品与无视商品质量的‘奸猾’行为。在郑国高层看来，处于各国外贸交汇的十字路口上，虽然能片面收取重额商业税，但更希望商人能提供便捷流通的稳定供货渠道便利民众生活，所以子产之前的时代就在尽量避免出现竭泽而渔的情况。

　　理想中的社会是各行业民众都能相对体面存活、和睦而不互害、相互保持诚信与扶助的社会，但这样的社会如果存在，一定是因为有着较强国家凝聚力内核的国人集体存在为前提的，而且还要搭配上施政有方的较强力执政之政之府才行。更准确地说，如果没有一个像样的国家存在，那么决然不可能诞生这样的美好社会。而想要一个国家像那么回事，最起码要有较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稳定外部环境的背书条件——这一项超越时空而放之四海而皆准。何况以武立国，长期扎实国防建设，即周朝开国的基础原则，也是各子邦能在边远地区建立起稳固统治的生存首义。子产设定高额军赋是此道理，建立范围更广阔而弥漫于全郑境内的井田制公有制地产革新也是此意。

　　稳定国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过，也只有如此才能在面对晋、楚这样的大国时作为二流国家而不在武装对峙时感到胆怯：晋、楚国内都由于长期争霸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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