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滋生出大批擅长内政、外交、军事征战的世卿大夫，作为国家维系争霸的成本，他们从国家手中大量获取都畿之外地区的领地作为自身封邑，维持着尊容与家族富贵。但两个世纪的争霸也使他们认清现实：国家无论如何不可能在争霸停息后继续供养他们，这项开支实在太高了，何况有损晋公室/楚王室的稳定传承。而能停止争霸的不仅有弭兵会盟，也有彻底吞并另一方为结束途径。那么，这些世卿们多数更乐意持续一场永远看不到头、但烈度又在可以掌控范围内的争霸战争，这样才能显示自身价值而像晋公室/楚王室一样传承个人家族的荣耀与富贵权势。世上能吞并的小国都吞并了，能拿来开刀的，可不就只剩下晋-楚边界缓冲带上的各个小国了吗？

　　所以子产的对形势的判断并没有错，战争开打只在于早晚，早做准备则早进入下一轮安定期，抵制乱世野心家们对国际和平环境的无下限侵害。当然限制本国公卿大夫力量过于强盛也是此理：强干弱枝，有限度地加强君权与相权，才能保证主要大贵族不产生动之乱之心，提防七穆也就相当自然了。

　　面对国人民众层面负担增加的不解怨言应当如何应对呢？戒急用忍，善意说教，加强政务廉洁与狱讼清明，不令民财再浪费在其他方面，较高税负状态这种事，习惯就好……

　　因为这项举动，子产在后世招致无数片面的菲薄，更有甚者叹息痛恨于其人本身用心聚敛，却不愿意‘正视’当时晋、楚争霸刚刚弥合的不稳定环境，更拒绝承认齐、秦两国随时有可能掀起新一轮漫长争霸战争的危机，一味强调民众被增强的税赋压力。这种忽视列国并立局面的‘大一统王朝’心态属实要不得。不过有些别有居心者/潜在团体未必真的看不到大一统王朝边疆外域民风彪悍的四夷国度对中原王朝贪婪的觊觎目光，他们只是浅薄而又富有政务话语权，不愿让渡自己能够多吃多占、本可拿来享乐的财富被上缴到国库罢了，所以日复一日地叨念国都王公官贵大人辈的奢靡与腐败还有渎职行为，转移公众注意力，坐视边疆治安情况恶化，国境线不断向内部收缩。为此，执政团体唯一能做的只有在克己奉公的原则下加强制度建设，同时坚定将手伸向地方富裕地区钱袋子的决心，敢于抽税，认真用度，不耳软于流言蜚语，也不受刺激后便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专之制作派。

　　这件事也是子产后来开始第三项著名革新的原因，当然也是为了限制在郑国国内出现晋、楚两国为适应长期争霸体制而豢养出的庞大世卿贵族而作——子产因之获名‘变法先驱’的‘铸刑书’革新行动

　　在被学术界赋予太多含义的刻意、片面解读之前，我们可以先来问这样几则问题：为什么季文子没有推出类似行动呢？而‘铸刑书’又为什么会引发轰动呢？至于更早制出成文的刑书条文的晋国范宣子又为什么会将著作藏于密室？对比之下楚国为何那样不长进，直到吴起到位任职令尹后才大兴变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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