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商中央集权的阴谋得逞。

　　这套办法虽然相对成功，使两位商晚期的人间帝尊得以大力清除内外反集权势力，将财政税收、外交贡赋、经济商贸、军事武装、各处人事任免等权力紧紧握在手中，但也将腐败制度化嵌入商中央下辖的所有体制中，挑起在商都缺乏合作者的外地同宗诸侯们同气连枝的反意，长期坐视王军征讨外敌不利时的巨大损失，最终与周武王这样高仿力量暗通款曲，进入殷商别都朝歌狠狠教训帝纣。当然，不成想周国坐大，永远成为延续数世纪的新霸权王朝，都是后话。

　　这里插入此篇，主要为说明周初从武王发到周公旦两兄弟布下的何等棋局稳固周朝统治的，便于书迷理解这套办法松动后的东周春秋战国所谓的‘百家齐放’思想由来。

　　在周初高层看来，祭司阶层必然是邪恶的，胆敢屡次冒犯王本人，损害最高统治者权威巩固自身体系‘合法’利益，便是最大的‘僭越’违法！于西戎起家的新兴周族看来，这点绝不可被接受，必须继承并发扬削祭司的帝乙帝纣两代‘英明举措’。所以在周代，祭祀活动虽然依旧很重要但比起商代还是差些劲，内容也被更换为天帝等玄学神明之外的祖先血缘崇拜，至于祭司人等，则大幅度降低格调，成为排名在行政官僚之后的普通小官，地位仅仅在庄重不可缺员的程度，并不能直接影响国政。涉及君主人选更换上，则由居住在都城中的主要卿士交换意见决定。

　　那么看上去坚决执行商帝命令的庞大官僚体系呢？自然是大大地要得，不过针对其无情无性、唯知利上级的属性，先是注重其内部分工、彼此平行相抗的体制特性限制其作为整体对外权力膨胀；其次通过选拔制度将用人牢牢限制于掌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能的低等士一级贵族中，能力大小与自上而下的血缘亲疏共同作为晋升的重要依据，迟滞个人发展速度，并将士人的命运与荣誉感绑定于一邦一国运数之中，强化体系而非个人的力量对时代变迁的影响。所以自西周-春秋-战国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兴衰消亡与名人高士显耀跌落的两重速度才会越来越快，奥秘全在其中。

　　面对限制内外诸侯实力过度膨胀这一永恒的霸权失落遂至亡国难题，则在‘撒豆成兵’的核心思想指导下，留足关西峡谷盆地作为王畿；划黄河-崤山以东，全数作为待封领地留给功臣及历代周王子弟，并在诸侯国等级、面积上作出严格限定，一片片小小的诸侯国单个决然无法与大大的王畿能掌控的领地相提并论，这样在抵御蛮夷外辱一事上诸侯们首先要有意识随时呼叫周王与邻国支援，其次要依赖长期建设坚固的都城防御拖延到王军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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