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子，诸侯的所有灾难，不再是王廷的负累，而成为新王朝大君主要挟和有效管制地方的重要砝码。游走在各个诸侯国居间谋利，成为西周一代安定三个世纪的法宝。当然，这种做法也是西周疆域始终变化不大的原因——倘若不是在关西开疆扩土充实王畿，对千里之外粮草需要在诸侯国中间接筹措的费时费力又费心军事行动，成果也不过徒增新的诸侯国，反倒头疼得很，毕竟主动找蛮夷打攻防战，对方处于主场优势时并不好惹。

　　基于以上做法，周系诸侯们生活百事多向内求索，搭配整套合理合法的声色享受制度，人文主义自然会生发。数个世纪积累下来，世俗人治彻底代替祭司阶层借神传意的‘玄幻版人治’，原本在商代决然不会提及的国事争议，自然会出现在周朝。而且这种争议会因为事务复杂、地域开阔、财富更容易积聚、商贸往来无比繁荣的关东地区华北大平原的存在而一发不可收拾。争议不仅出于原先宗人富集密居的丰镐两京附近一孔，而且广泛存在于关东遵循周礼的众多邦之国中。因携复制周室的强大基因，其中大国自然有从本地域霸权搞起的自强理念，这样对某些富国-强兵思想的实践流派自然兴起：

　　其中兵家自有蕴于乡党中的民间征召力量兴盛根基；法家则先出于郑、晋之流内斗强大，大贵族之间难为共和局面的弱君国家；儒家自鲁国这样依托周王室才能分享霸权红利的关东老牌诸侯国兴起，当然在意维续旧制度、秉承传承文明礼仪自居，实则立意还是落在强化官僚体制本身、摆脱鲁三桓的大贵族过度干政侵犯君权的古早思路上——在合理声色享受蔓延下层民众时，涉及淫逸的诸多可能保之护伞，便会成为官僚体系自清自洁的重要攻击方向，以至于行政官僚最后会发展成凌驾于其它官职之上的存在，而那过度瘦削、大力剔除周公等先贤强塞进官僚体系而和谐国家内部生态环境的诸多职位存在，便是法家代替儒家于泾渭流域的西周故地做到的了，所谓汉代会实行‘儒皮法骨’的治政策略，根本不需要奇怪；再说到老聃这类思想上更接近商周交际时知识分子所思所想的没落贵族，自‘自行选择仿周仪制’而飞速野蛮发展的半蛮夷楚国去往周王室寻找机会，最终不甚得志地从事了一辈子守藏吏之职，意外与周公等先贤从精神上共鸣，依靠自身所具备的楚地古道思想遗流，结合周王室书库，再度思定周礼制定背后的先哲辈高明布局，究极黄帝时代治理天下的更古之道，从泛道概念中，二度绽放作道家黄老流派，实属闲云野鹤的不甘之为。

　　百家出乎道，即是如此，根源上要归因于天下治理这件大事的时代理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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